若不是與他同一教會聚會，我可能永遠不知道蔣教授也是一位虔誠基督徒...因此，我一直認為他許多經濟學理論的底蘊，應與他的信仰有關。

「這人夜裡來見耶穌。」約翰福音3:2

「宮廷牧師」周聯華，曾表示：「蔣介石是一個神秘的基督徒，不大和外界接觸，但其實非常虔誠。」那麼，另一位蔣先生，更是甚少人知之「神秘的基督徒」－蔣碩傑教授。

我才學疏淺，找不到有關蔣碩傑是基督徒的紀錄。若不是與他在綺色佳(Ithaca)同一教會聚會(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Ithaca)，我可能永遠不知道蔣教授也是一位虔誠基督徒呢。因此，我一直認為蔣教授許多經濟學理論的底蘊，應與他的信仰有關。

眾所周知，蔣經國總統(蔣介石之子)、孫運璿行政院長、李國鼎資政，三人奠立了中國自盛唐以來最富饒的經濟奇蹟。這種局面，歸因於他們敬虔的基督信仰、清淨正直生命、在經濟學觀點上胸寬境遠，採取以民生為念的自由主義態度。

他們的經濟學概念，來自另一位基督徒，一生清廉甘窮的經濟政策掌舵尹仲容。尹初始是凱因斯學派(John Keynes)的財經官員，認為政府應該扮演更積極的干預角色。

蔣碩傑原是倫敦政經學院自由主義學派伏利德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高徒，蔣在學時就大膽撰文批判、並指出劍橋大學名經濟教授亞瑟·皮古(Arthur Pigou)的錯誤，皮古展現大師風範、公開認錯致歉，使蔣聲名大噪、轟動國際經濟學界。後由人引介蔣會見尹仲容，可惜，二人經濟理念欠合、不歡而散。

但蔣依舊謙謙君子，留下一本自由經濟學者詹姆士米德(James Meade，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著作致贈尹。尹畢竟是基督信仰者，大方接受，回家花了兩星期一覽該書，驚為天人，立刻要求所有屬下閱讀，並丕改態度，採納蔣的自由政策經濟學理念。於焉，改變了台灣經濟命運與前途。

在這期間，蔣也在報紙刊登一系列經濟建言，時任編輯總主筆的台大經濟學教授王作榮深不以為然，箸文反駁，強調政府作為的計劃經濟。於是，展開一場在台灣轉型期的經濟學大辯論(後稱「王蔣之爭」)，推波了民主轉型的經濟動力。蔣以民生為念，述說唯有自由經濟、市場機制，而非政府干涉，才可以避免奸商與貪官的「五鬼搬運」、「金蟬脫殼」，使廣大百姓默默受損，造成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他這樣的公義與博愛，豈不就是基督教的核心精神？

每當讀到這段台灣經濟發展史，我心中都會浮現出鑽石的化學結構，尹、孫、李構成平面三角形，頂端為蔣經國做為領導者，而隱藏在這個三角錐中央聯繫者，就是蔣碩傑。這亮麗堅實的鑽石結構，形塑中國歷史上一齣最輝煌的格局－台灣經濟奇蹟。他們成就經濟史上至為珍貴的資產(Legacy)。

蔣的理論不只改變台灣，也影響韓國繼之成為亞洲四小龍，更是亞非拉第三世界經濟轉型的典範。蔣碩傑是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1982年)的華人，雖未獲獎也創下歷史－那年，在康乃爾大學的教會，和他一起主日崇拜，我的心是何等澎派。

蔣碩傑弟兄，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神秘的基督徒。

(文章授權/潘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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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榮隆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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