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多年負責青少年事工的牧師，也是預謀暗殺希特勒的間諜，更是20世紀偉大神學家。這些看似衝突的身分與事蹟，實際上就是其神學理念和人生哲學的最佳體現。

在美國明尼蘇達州路德神學院(Luther Seminary)任教的路恩哲，擁有普林斯頓神學院博士學位，為近年研究青少年事工的新銳學者。 (攝影/記者吳書翔)

潘霍華的家庭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出生於德國布雷斯勞(今波蘭弗羅茨瓦夫)，是名德國信義宗牧師及神學家。他的外祖父也是名神學家，母親生於富裕的基督徒家庭；然而，其父親卻認為信仰毫無理性可言，因此不許孩子們去教會。「20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之一，小時候竟然從來沒去過教會。」路恩哲打趣地說。

潘霍華家中共有8位兄弟姊妹，排行第6的他，還有一個雙胞胎妹妹。較潘霍華年長許多的兩個姊夫，都是高知識的未知論者(Agnostics)，他們對潘霍華開放式的對話方式，讓潘霍華可以盡情提出質疑，深深影響其神學思考，也使他未來在服事青少年時，懂得尊重他們的想法與不同角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中，潘霍華的二哥不幸傳來死訊，嚴重打擊潘霍華的家庭。母親天天以淚洗面，甚至崩潰離家。對於當時12歲的潘霍華來說，他深刻感受到，在青少年階段的衝擊和傷痛，對一個人的影響是超乎想像的。

路恩哲也表示，「當我6歲時，我有個朋友因為癌症過世，這樣的經歷讓我了解：即使在年少時，記憶依然深刻。」因此，這也讓潘霍華在事工中，更能尊重每個青少年每一刻的不同經歷。

潘霍華的叛逆

當然，潘霍華也有「青春期叛逆」，他的叛逆行徑就是「成為一名神學家」。潘霍華的兄長、姊夫在學術上都有非常高的成就，而潘霍華為叛逆其父母，就選擇一項非父母親所期望的人生職志。

盡管從小沒有去教會，潘霍華的生活仍深受基督教文化的教導影響。從小在家教育的他，在母親的教導下學習讀聖經；信仰虔敬的保母也在每天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

當他向家人公布「立志成為神學家」的消息時，遭到父親及哥哥們的極力反對：「你才華洋溢，當神學家太浪費了！」「教會的思想落後，不要把你的才華浪費在這種地方。」

面對這些反對，潘霍華卻說：「如果教會落後，我就要去改革它！」桀驁不馴的個性表露無疑。

進入教會服事

「年輕人，你想當牧師是很好啦！但你是不是應該先去教會呢？」這是當潘霍華向教會提出申請時得到的回覆。因此，當1925年，19歲的潘霍華正在攻讀博士學位時，他進到教會，負責兒童主日學的服事。

對於嬰兒洗，潘霍華認為，嬰兒洗只有在一個「有真實關係連結」的群體中，才有其意義。「耶穌基督的存在是一個群體，在群體關係當中，我們與耶穌基督相遇。」潘霍華希望在教會的關係中，呈現出基督的樣式。

潘霍華更覺得，教會群體不能只是自願性志工團體，而必須彼此分享生命。兒童及青少年不是未來的教會會友，他們就是教會的核心！「若兒少在教會不被視為核心份子，那教會就不是教會了。」

「一個兒童、青少年工作者的任務是什麼呢？是照顧他們，並把他們帶到教會的核心。」藉由潘霍華的思想，路恩哲提出，這正是北美教會所面對的問題：教會沒有將青少年帶入教會的核心。

牧會生涯

潘霍華拿到博士學位時只有21歲。「他的進度太快了，依據德國規定，按牧或從事教職，都要年滿25歲。」路恩哲表示，因此潘霍華在1927年離開德國，到巴塞隆納的一間德語教會實習。

這間教會的主任牧師年事已高、即將退休，「他一開始很高興潘霍華來，這樣他可以多放一點假。」路恩哲表示，但後來每周日只要輪到潘霍華講道，會堂就爆滿；輪到老牧師講道，會眾就少得可憐，因此老牧師決定不再在周報上列出「下周講員」，同時也把教會青少年交給潘霍華一人負責。

實習結束後，潘霍華回到德國開始專心寫論文。當時，20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教會歷史學家之一哈那克(Adolf von Harnack)希望潘霍華與他一起完成論文；然而，潘霍華拒絕了，因為他太熱愛、欽佩哈那克了，深怕自己受哈那克影響，而無法獨立思考。所以他選了一個無聊、平庸的老師，成為他的指導教授。

現場路恩哲也開放弟兄姊妹的QA問答，熱情與弟兄姊妹交流。 (照片提供/校園書房)

《行動與存有》(Act and being)是潘霍華最後完成的論文。路恩哲表示，這是潘霍華所有作品中最艱澀的一本。他在這本書中，同時肯定也批判巴特的行動神學及海德格爾的存有神學。同時，他也表達，孩子們主要就是透過行動和存有，活出他們的生活；除了世上受壓迫的邊緣人，與耶穌最接近的就是孩子。

紐約與黑人靈歌

無奈完成大作的潘霍華仍未滿25歲，無法成為教授。當時，潘霍華的人生導師建議他離開歐洲，到紐約看看。他詢問大哥的意見，他的大哥卻說：「別去！美國人沒有什麼值得我們德國人學習之處。」最終，潘霍華還是去了，為其一生帶來深刻影響。

「美國教會的講臺什麼都講，就是不講聖經、耶穌和罪。」是潘霍華對美國教會的第一印象。幸好，在朋友的介紹下，潘霍華在紐約的黑人教會，找到了不一樣的感動：黑人靈歌。甚至在他回德國前，還購買了許多黑人靈歌的唱片，帶回德國，與青少年分享。

說故事的力量

潘霍華也曾負責一群14至15歲男孩們的堅振課，當他第一次走進教室，面對滿堂吵鬧不休的學生們，他小聲地說道：「如果你們安靜下來，我就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當他開始講著故事時，所有雙眼專注地盯著他，全場悄然無聲。故事說完，他又說：「如果你們下周來也是這麼安靜，我就再跟你們講一個故事。」從此，他改變了這個堅振班。路恩哲表示，由此我們可以看見「故事的力量」。

路恩哲也提出，在青少年事工中，我們常把「教導」的重要性凌駕於「青少年」之上。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花時間陪伴他們。

在這群青少年堅振禮的主日，潘霍華講了一篇講道：雅各和天使摔角，他告訴孩子們：一生都要「抓住神！」但就在潘霍華講這篇講道的同一時間，德國社會主義黨拿下國會大多席次，逐漸獲得更多政治權力，許多德國青少年紛紛加入納粹。潘霍華開始意識到，這股政治力量正負面影響青少年族群。

希特勒與納粹

過了不久，希特勒甚至將手伸進教會，並且開始破害境內猶太人，潘霍華猶太裔的妹婿也因此失去教職。受甘地非暴力抗爭運動的影響，潘霍華提出：如果政府任意妄為、不理教會，教會就拒絕為國民舉行葬禮，這對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德國來說，將造成嚴重影響。因此，老一輩牧師認為潘霍華太激進，而反對此舉。

潘霍華與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的牧者，決定聯合抵抗納粹勢力對教會的侵蝕。神學教授卡爾‧巴特(Karl Barth)召集巴門會議(Barmen Synod)，並由139位來自認信教會的代表通過發表《巴門宣言》，聲稱教會不是政府機構，有上帝賦予的使命。認信教會其後遭到納粹迫害，因而轉為地下活動。

「我不能袖手旁觀。」潘霍華表示，「如果我不在此時此刻承擔德國遭受的壓迫；我就沒有資格在戰後重建德國。」於是，他參與反抗軍對抗納粹，甚至加入謀反情報組織。隨著戰爭蔓延，情報局發現唯一能夠阻止納粹的，只有謀殺希特勒。

暗殺希特勒行動

當他們做出此決議時，潘霍華說：「我是一名牧師，決不可能參與這種行動。」潘霍華的姊姊在一旁，用鄙視的眼神看著他說：「噢！你們這些基督徒，如果別人動手殺了希特勒，你會歡欣鼓舞；但你自己卻不願意成為動手的那個人。」

「很有趣的是，到如今仍有許多人在辯論潘霍華的行為是否正當。」路恩哲表示，其實潘霍華自己知道，如果他最終要暗殺希特勒，這不會是個無辜之舉，而確實是犯罪。但他卻認為，自己寧願以「殺人犯」的身分站在神面前，也不願對超過600萬人被屠殺袖手旁觀。

被捕入獄

其實，在情報局實際執行暗殺希特勒行動前，剛與未婚妻訂婚不久的潘霍華，就因被懷疑企圖謀反而遭逮捕。在獄中，潘霍華每天長時間接受審訊，其餘時間他都在寫作。之後，他在獄中的信札、禱文、詩歌及雜感被集結成著名的《獄中書簡》一書。潘霍華過世時，沒有太多人認識他；直到他的論文及獄中書簡出版之後，大家才有機會認識這位傳奇人物。

他甚至在獄中完成了《陳述真相有什麼意義呢？》(暫譯-What does it mean to tell the truth)一書，書中他以父母與子女的對話做為思考，他指出，有時候我們因為愛孩子，為了讓他們知道「真相」，而不會把「事實」告訴他們。如果你跟一個4歲的孩子解釋「嬰兒是怎麼來的」，你不會詳盡敘述細節，因為在那時候你告訴他細節，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潘霍華說：「真相永遠基於關係。」必須先了解人和人當中的關係，才能講述真相。

而這場暗殺希特勒的行動，後來也被拍成電影，也就是由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所主演的《行動代號：華爾奇麗雅》。片中詳述情報局如何將裝有炸彈的手提包，放在希特勒身旁的經過。

永留傳奇

最後，就在距離盟軍解放德國的一個月前，39歲的潘霍華被帶到巴伐利亞森林中的集中營，剝去全身衣物，被絞死。「這個終點，對我來說只是起頭。」是潘霍華臨終託人傳給有人的最後一句話。潘霍華過世數周後，他的家人才從廣播中得知，英國西敏寺教堂正舉辦記念潘霍華的追思禮拜。

「潘霍華是一個為自己的信仰殉道的人，同時也是為青少年工作者，」路恩哲繼續說，「我認為，對於我們這些做神學轉向的青少年事工工作者，他是我們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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