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發韌於香港，中國數千年帝制結束，走向初試共和的顛簸歲月，百年至今，「革命尚未成功」。

100年來，因為政治與社會種種因素，辛亥革命的面貌在香港漸趨模糊，近年才有所改善。100年後的今天，兩岸三地談辛亥革命，卻又以香港的討論最有可能全面涵蓋─例如辛亥革命與香港教會和基督教信仰的關係。

要問的是，在今天香港教會的信仰氛圍裡，還有多少為辛亥百年擺上誠意禱告的空間？

百子里公園內亭架上有輔仁文社的序。      (照片提供/時代論壇)

為記念辛亥革命100年，香港市區重建局最近剛完成百子里公園的工程。百子里公園位於中環結志街內的一條小巷裡，也是當年革命先鋒孫中山及楊衢雲等人的議政地點。

對於這段歷史，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李金強甚為熟悉，而他亦投入參與市建局這個百子里公園的項目，負責整理百子里的來龍去脈及革命成員生平，作為公園的設計內容之用。

百子里在1890年代初為革命成員祕密聚會之處，他們成立輔仁文社，期望推動中國改革，16個成員包括楊衢雲、謝纘泰和多數來自皇仁書院的成員。皇仁書院由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理雅各成立，可見這批成員都與新式教育和教會很有關聯。

「他們有些來自廣東，看見香港在英國統治期間的發展甚好，也看見西方文化的優秀，因而希望處於朝代週期衰亂之中的中國可以改革體制，因而有以『忠心愛國』的輔仁文社成立。」

辛亥革命與基督教

李金強指出，當年革命者多具有歐美教會的背景，除了傳入基督信仰，亦帶來西方文化。「參與革命的信徒認識西方文化，比較兩種文化時發現中國的缺失，某種程度需要借助西方文化來改良。因此當時有基督徒改革者，包括孫中山的老師何啟、伍廷芳、王煜初牧師等等，提出改良當時狀況，但後來滿清政府的表現太差，以致他們最終走上革命之路。」

一向熱愛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李金強，體會到這段歷史與基督教信仰的相關之處，「研究中國近代史能知道中國近代發展的由來，而基督教會史十分重要，是教會的重要見證，特別是來華的教會，從歷史就可看見基督信仰如何在中國落地生根，研究教會史就是為了見證基督教信仰如何傳播。」

當時的傳教活動，包括醫療、出版、慈善，將西方的新式學校、西醫、報章雜誌等帶來中國，「這些讓中國新一代青年看見進步的事物，他們希望能吸收西方優良的部份使中國進步。」尤其中國面臨內憂外患，政治、經濟、文化處處都出現管治問題，基督教帶來的新事物可藉此進一步改良。

輔仁文社可以代表香港19世紀下半葉，首批年輕華人在殖民地如何關心祖國，亦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與西方文化有關，因此希望中國改革。輔仁文社的重要性在於1895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準備革命之時，文社的楊衢雲更成為興中會會長帶領革命。

李金強表示，「由此可見輔仁文社已從改革團體成為革命團體，也代表香港人開始有民族覺醒，希望國家富強，如此亦足見百子里象徵中國和香港的密切關係。這群年輕一代關心自己的國家，並具有西方的視野，可以說他們是香港開埠以來一群了不起的年輕人，特別值得我們記念。」

記念辛亥不是因為「政治正確」

孫中山紀念館內的孫中山銅像。      (照片提供/時代論壇)

當代基督徒先輩熱愛與關心國家的情懷，在現今世代又剩下了多少？香港眾多教會宗派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可說是與孫中山最有淵源，當年他曾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受洗禮；而區會亦成立辛亥革命百週年工作小組，在今年籌備一連串活動，包括孫中山史蹟徑學習團、有關孫中山青年事蹟的話劇演出、中山廣州革命地點交流團、圖片展覽、攝影比賽、講座等。

然而工作小組成員兼公理堂主任牧師王震廷坦言，對香港教會參與這些活動的冷淡程度感到有點失望。因為教會過往較少關心國家、民主及社會的議題。他說，雖然辛亥革命引起了一些青少年的興趣，但個別的興趣焦點卻是放在孫中山的情史上，像時下狗仔隊關注藝人新聞般。

曾有青年教友半開玩笑的與王震廷談及，教會高調支持辛亥革命百週年活動，是否為配合政府推廣的「愛國教育」？王震廷回應道，「若要政治正確，在這非常時期反而要盡量低調，避談革命以免沾上茉莉花的邊…。」他認為基督徒不應忌諱愛國話題，而愛國亦不等於絕對認同某個政黨政團。

王震廷認為孫中山提倡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是與聖經價值相符的，且宣揚平等、博愛及自由，因此我們的討論及思考點可聚焦在此，不應錯置焦點。

對於目前教會普遍少談政治或關心社會，王震廷表示，也許教會圈要就「政教」的話題再掀起一次熱烈討論，才會讓教會正視及參與。他憶述在1997年前，曾有一段日子，坊間傳媒出現筆名「辛維思」的論者與教會之間就「政教分離」熱烈討論。

「我當時正攻讀神學，常常追蹤兩者的討論，也因此清楚我這方面的思考。」他指出政教分離，是指教會不扮演或不變成政黨，而並非不去關心。「今年辛亥革命紀念是『百年一遇』，但民主教育及關心社會不是百年一遇的，而是需要我們去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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