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約眺望專欄】新冠啟示錄(五)瘟疫中Hunker down

【因約眺望專欄】新冠啟示錄(五)瘟疫中Hunker down

  • 2021/10/28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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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潘榮隆

(圖/shutterstock)

縱使瘟疫圍繞,也不會被困住;縱或暫處逆境,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面對瘟疫的無情殘傷與生命的剝奪,隔離不只是消極的避禍,人們還是可以自由的創作,像牛頓、莎士比亞、達文西、薄伽丘等一樣。瘟疫中,是開拓新世局的開始—「先蹲後跳」(Hunker down)。

縱使瘟疫圍繞,我也不會被困住;因為,「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後書3:17)

 

瘟疫自有其文化涵義,它的興起貌似天災,其實大部分是人禍,來自於人類的無知。

 

它的規避有二:「規避理性Escape from Reason」—在「造物主」前的自省認罪悔改、以及「理性規避」(Escape by Reason) —利用理性的科學、專業(其實也是從神而來)、人類經驗(神在瘟疫史上的恩典與超前部署),來面對瘟疫的無情殘傷與生命的剝奪。而對於無辜的百姓,第一反應就應該是現場隔離。

 

隔離政策,自古以來就是老祖宗的經驗,在《聖經》早有明示、在人類歷史上多有紀載。隔離不只是消極的避禍,更是開拓新世局的開始—「先蹲後跳」(Hunker down)。

 

1348年,歐洲發生一場殘酷的瘟疫,單在義大利弗羅倫斯就死了十多萬人。大文豪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避難郊外,寫下《十日談》,為寫實主義開啟先河,對後來西方文學影響甚鉅。他也成為「文藝復興」前驅,身列「文壇三傑」之一。

 

1484年,歐洲再度爆發鼠疫,義大利米蘭地區死亡人數超過三分之一人口。偉大的天才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目睹了骯髒、擁擠的米蘭城被瘟疫蹂躪的淒慘,悲中興起改善都市心志,期讓這個城市恢復康健,再度偉大。他的設計構想,成為後世都市規畫之先猷。

 

1593到1606年間,英國倫敦斷續發生多起瘟疫,為因應疫情,劇院經常休演彌月,曠世的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被迫避難歇息,但他不甘心,轉而閉門創作,寫下了《李爾王》、《馬克白》、與《安東尼與克麗奧佩翠雅》等劇作,為英國文學立下不朽殿基。

 

1665年,倫敦瘟疫蔓延到劍橋郡。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隨之關閉。教職員生被遣,居民紛紛避走郊區。年輕學生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只得返鄉伍爾索普莊園(Woolsthorpe Manor)。

 

在閉關年間,他潛心探索科學,18個月間,創立二項式定理、發明微積分、創作反射式望遠鏡、發現日光的七色光譜,確立了牛頓第一、第二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一舉奠定了經典物理學的基礎。1666年遂成為歷史上物理學的「奇蹟年」(Year of Wonders)。

 

「那些日子是我發明的巔峰時期,我對數學與哲學深度的關注力,空前絕後。」-牛頓為這段輝煌時日,譜下一個中肯的結論。

 

身為生命科學工作者,我驚攝於生物間酷殘的競爭,但人何其有幸,面對逆境,勿須作基因(DNA)突變的演化,就能將生命昇華,邁入新境界,這是人類異於禽獸之處,如是每每讓我掩卷沉思久久—我相信,人類是偉大造物主傑出的創造;

 

在人類生命裡,有創造主的靈同在,縱或暫處逆境,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在瘟疫中,人們還是可以自由的創作,像牛頓、莎士比亞、達文西、薄伽丘等一樣。

 

瘟疫,是人類Hunker down的時候;在瘟疫中,主的靈依舊與人同在。

 

(文章授權/潘榮隆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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