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從韓國教會與社會的關係，反思台灣教會的發展(上)

三、韓國教會在社會的地位與如何在文化上發揮影響力？韓國教會宗派間的關係如何？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如何？

雖然韓國的復興教會已經開始對此社會責任有所自覺，在屬靈生命造就的強調點上有所改變，例如趙鏞基牧師在退休後，已開始積極關切的環保生態與社會福利問題(註十)，但是韓國社會目前的狀況，對教會想要發揮這方面的改變，仍有幾個不利的因素在制肘。因為這也包含韓國教會宗派之間的關係並其他宗教的關係，所以我們這裡放在一起談。

首先，雖然韓國教會重生得救並穩定聚會的基督徒比例，大約已經是人口的1/4強，但是因為過往的神學教導，還是比較偏向個人生命的成長與祝福，除了政治上的民眾神學以外，少有關於其他公共神學的研究或教導，所以各行各業的基督徒無法被組織起來發揮人數以外的影響力，頂多還只是停留於個人見證的層面。

舉例來說， 政治上雖曾有如李明博以教會長老的身分(也曾是現代集團的CEO)當選總統，得到各教會的支持，但因為政教分離並缺乏適當的基督教式的公共神學，其實並未真的能在政策上作出更接近基督教信仰原則的決策(特赦因逃稅入獄的三星總裁即為一例)。此外，韓國近十年來流行娛樂文化洗捲亞洲，卻也伴隨著層出不窮的性侵、性交易、性暗示與自殺等負面新聞。

其次，韓國教會在大復興時期，也帶出許多不同走向的宗派甚至異端，造成內部有許多分裂而難以合一。

舉例來說，基督新教內的宗派就超過一百多個，過往許多分裂的歷史與神學上的歧異，對於教會該如實踐基督徒的社會責任，還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同時間，有些制度不佳的小教派若發生一些醜聞(如教會機構發生性侵或貪污等)，社會都會歸咎於整個基督教派，造成基督教會在韓國年輕人心中，一直難以擺脫既得利益者的淪落形象(雖然教會辦了非常多的慈善機構如醫院、學校與各種服 務性組織)。

這也包括一些異端，其若干違反基督教義的行為或言論，也因為其自稱「教會」而影響正統教會(韓國異端影響之大，也可以從目前至少有50個自稱有彌賽亞在世的教派可以看出，其中有些也已輸出到海外)。

此外，基督教中雖仍有少數是偏向左派的教會，對社會議題有持續的關心參與，但主要採取激烈的社會運動路線，又與主流教會強調穩健安定的風格不同，彼此難以合作。

反之，佛教勢力在韓國卻是相當活耀的，人數上略為多於基督教(含天主教)。但韓國佛教只有少數幾個宗派，其中最大曹溪宗(屬中國禪宗六祖慧能一派)就佔有 80%的信徒。因此該宗派理所當然成為韓國佛教的代表，有比較統一的制度與對外發言機制，因此也就比較能對於一些不利於佛教的媒體報導，有立即澄清或消毒的能力。相較之下，雖然趙鏞基牧師的汝矣島純福音教會是最大的單一教會，並作教會聯合會的主席，但卻對其他的教會並沒有實質的影響力。

最後，主要反對基督教會的力量，來自社會上的左派知識分子、媒體與年輕學生。如前所述，他們對於韓國教會在經濟上站在政府與財團同一邊很不以為然，因此對基督教的行動與作為，有特別的打壓或誤解。

也就是說，雖然韓國基督徒雖占全國人口相當的比例，但主要是偏向中高年齡與中產階級，其發展的過程中對社會公義等問題的漠視，使得教會背負起曾參與現行的社會制度建造的「原罪」，即便現在要做些甚麼改變，也都很不容易，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得到一點點成果。

四、韓國教會發展中與社會回應的經驗該如何與台灣教會對照？

雖然四、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台灣與韓國在社會文化背景上有很多類似性，但兩者教會的發展後來顯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固然有民族性或政治背景的原因，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兩邊教會在當時代所實踐的神學觀念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的密切關係。

如前所述，韓國教會的發展因為在五十年前就引入成功神學，配合第一波靈恩運動中對方言與神蹟的強調，在那社會普遍貧窮的時期，帶給人民生活上的盼望與怨恨心靈的慰藉，因而社會經濟同步發展，互相拉抬，造成今日的局面(當然，民眾神學也對民主政治環境促進有很大的貢獻)。

反觀當時台灣的教會，還因為國民黨對台語教會的懷疑，而造成其與國語教會間的嫌隙。雖然國語教會在經濟發展與政治立場上，與國民黨的關係很類似韓國教會與其主要政黨的關係，但是國語教會在傳福音與牧養上，對社會普遍人民的現狀並不熟悉(因為當時的國語教會幾乎只服務少數從大陸來台的人士，對更廣大的鄉村平民百姓沒有太多接觸)，這使得基督徒人數的增加 十分有限，多是背景單一的中產階級。

相較之下，台語長老教會因在城市發展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限制，而深入鄉村山地，雖然在政治立場與神學上很類似韓國長老會的民眾神學，也的確對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在解嚴以後，台語教會雖不再受打壓，卻須面對年青人遷移到都市工作而日益老年化的危機。(註十一)
 
進入到二十世紀末期，台韓兩社會大量倚靠出口的經濟發展都進入瓶頸，社會也都進入後現代時期。

此時的韓國教會，如上所述，則面臨傳統增長模式因為忽視社會公益而放任貧富差距擴大，讓人民失去對教會的信任，被年輕人視為既得利益的代表，無法回應社會改革的呼求。現在需要反思公共神學的實踐與信徒生命的教導時，又因為教會分裂問題而舉步維艱(雖然並不否認個別的教會可能仍有大規模成長的表現。)

但台灣教會卻是八十年代才引入靈恩運動，雖然使得部分教會復興，但整體而言因為已經失去與社會環境配合而未顯著增加信徒比例。同時間，因為教會對個人靈命 的強調也因此與社會政治更為脫節，難以發生具體的影響力。

此外，台灣社會近十年來因為經濟發展停滯，特別是在318學運以後，年輕人對低薪工作與過往社會發展的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所累積的憤怒已整體爆發，使得整個社會瀰漫著對於經濟成果重分配的期待。位於台灣社經較高端的台灣教會(特別是國語教會，註十二)，該如何有效的面對自己處在相對優勢的社經地位的事實，並提出符合信仰原則與公共利益的方向，將會決定台灣教會未來是否能回應社會以繼續的成長，還是可能繼續停滯或弱化。

五、總結：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雖然台韓兩邊教會的神學與發展經驗很不相同，但都是與「教會在當時所強調的神學思想」並「教會如何回應當代的社會問題」有密切的關係：如果兩者有正向相關，如韓國五十年前的情況，教會的增長(或甚至超自然的復興)似乎是可以期待的(如果上帝許可的話)，但如果兩者並未有確實的搭配，即便有過去豐厚屬靈基業的韓國教會，也要面對世代轉型的挑戰。

因此此時的台灣教會不應盲目地跟隨韓國教會的過往腳步或復興的方式，因為整個時代與社會，已經與五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台灣教會過往由於牧養神學上仍偏重個人靈命成長，對於社會的變遷與發展並不敏感，使得教會與社會發展越發脫節。

雖然福音的核心信息兩千年來沒有改變，但是歷代的教會也都是要回到自己的處境來禱告聆聽，認真了解當代當地人民的需要，以回應上帝的帶領。

雖然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提出具體的方法，但從以上對韓國教會發展的分析可看出至少以下三個方向都是不可少的：

(1)繼續效法韓國信徒信徒認真禱告尋求上帝施恩、靈命復興並努力傳揚上帝的福音。

(2)開始更加重視位居社會高端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以其專業背景與影響力為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提出建設性看法，並從己身作起帶領社會進行穩健的改革。

(3)教會內部要更合一，互相幫助來實踐基督徒的社會價值觀，但不可掩過飾非，以免得罪上帝與人民。

台灣教會若能在此社會動盪不安的時刻，傾聽社會人心的需要，以信仰的力量作社會改革關鍵角色，弭平社會階級與政治間的對立，也許會更預備好自己等待上帝恩典的來臨，開出另一條屬於我們自己的信仰復興之路。

──寫於韓國崔子實祈禱院(禱告山)

【備註】

註十：例如汝矣島純福音教會第二任的主任牧師李永勳，不但強調基督徒追求聖靈充滿與說方言禱告等祝福，也比前任的趙鏞基牧師更強調基督徒要活出聖靈的果子，並在生活並職場上有美好的見證。而趙鏞基牧師在2008年退休後，特別關懷生態與環保問題，並且因為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而成立「分享愛與幸福基金 會」去關懷弱勢族群。趙鏞基認為韓國教會過去五十年是「蒙福的五十年」，往後要走向「分享的五十年」，見《讓聖靈完全浸透的人──趙鏞基牧師的生平與神學 思想》(以斯拉，2012)。

註十一：關於台灣教會的簡單歷史，可見李政隆著《台灣基督教會史》(天恩出版社)

註十二：根據中研院社會所伊慶春所所主編的《基督信仰在台灣》一書，台灣的基督徒比例雖僅約人口的5%，但平均所受教育的時間(即學歷)與平均收入都顯著的高於其他宗教並一般社會大眾。其中最主要的差距更顯示在國語教會的基督徒上(台語長老教會學歷、年齡與收入的分布最接近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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