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於1985年已加入該機構，至今達32年。入神學院前，已有很多經歷，如8歲開始當工讀生，從小對基督教反感、卻在佈道會中決志，並立志全職事奉神；大學後首份工作，是需要四處講道的出版社編輯，這些感恩見證，日前他接受專訪一一娓娓道出。

艱辛童年

「只有弱者才信耶穌！」回憶起少年時的想法，由於梁院長小時家裡貧窮，成長環境都是倚靠自己，所以認為只有強者才能生存，也不需要別人幫助。他從8歲起當工讀生，包括在酒樓服務。

「只有訓導，沒有輔導！」梁院長的意思，是上司或同事只有責罵，沒有關懷，他更舉出一個聞者心酸的例子，曾在廚房工作割傷手的他，包紮後繼續工作，但因效率較慢而遭責罵。

及後在準備中學會考(一種中學的公開試)期間，梁院長的工讀已改為當補習老師，每每是補習完結，回家吃過晚飯，才開始溫習個人課業，且經常是通宵達旦地進行，生活極為艱苦，但都能捱過去，感到自己很強。

信耶穌是神蹟

1975年12月唸預科的梁院長，在葛培理牧師佈道會上信耶穌。

「每個人信耶穌都是神蹟，不容易解釋。」他指出，參加佈道會的人可能是四失青年：失業、失戀、失意和失敗，加上空虛寂寞和意志力薄弱，加上佈道會氣氛很好，而信耶穌。梁院長不排除這些元素是原因，「但總有些東西無法充份解釋。」

前往這次佈道會前，他並沒有失這個或那個，「只是想看看洋和尚會說什麼。」原來他從小在天主教學校唸書，對基督教特別反感，於是帶著找麻煩的心態前往。

誰知在佈道會的呼召時，梁院長決志了，但無法解釋原因，也不是葛培理講道特別吸引，也忘記了他說過什麼。「只記得呼召後，陪談員說耶穌愛我，為我釘死在十字架上，讓我印象深刻。」

決志後，梁院長便返教會，起初不大適應與弟兄姊妹的相處，因成長期間沒有很多社交生活。「我的中學生活，不是上班，就是上課，沒有社交。」加上當時唸預科，課業繁重，所以返教會一個多月後便停止。而當梁院長在1976年參加突破雜誌於暑假舉辦的讀者營，第二次決志，及後再返教會，並在同年受浸、進入大學。

很快投入只有數十人的細教會

當年梁院長返的教會是宣道會黃竹坑堂，一間鄰近其家、在1974年12月開堂的教會，即是他首次前往時，只開了一年的教會。這間教會多做外展工作，吸納學生或街童前來，梁院長在此教會是第一位大學生，很快就成為核心幹部。他返慕道班後洗禮，當了2周的主日學學生，剛好有中學生的主日學沒有老師，於是他就當老師了。

當時梁院長很認真返教會，周未和周日多在教會，翌年更帶2個團契，一是中學生團契，另一是工友團契(主要是任職工廠的人士)，教會有一半的會友是其團友。

信仰生活在大學建立

唸大學期間，梁院長在校內的團契有一個文字小組，16人一起立志要在校園內做文字福音工作，辦了一份名為《大學站》的報紙，在中文大學內派發，一年出版一期。

而這16人中，及後有8位當了牧師。「當年畢業時立志，為福音賣命2年，然後回到非教會或機構工作，但很多人卻一直服事主，沒有回頭，如此走進奉獻的路。」

全職事奉屬理所當然

在坎坷環境長大的他，曾痛恨沒有照顧家庭的爸爸。「他(爸爸)賭錢、飲酒，又會打小孩。我從小就知道自己作為哥哥要保護弟弟和妹妹，每每會跟爸爸打架。」

因有此包袱，梁院長一直思考信仰不是18歲才開始，不能忍受上帝把他作為棄嬰18年才相認。「在最艱辛的日子能靠自己渡過，為何現在要檢上天的爸爸？」梁院長一直想知道自己信耶穌前，祂在哪裡？其旨意在哪裡？於是花了2年時間解說自身過去。

而對他來說，讀經、禱告、傳福音和十一奉獻等，完全沒有困難，最困難的是接納爸爸；在信主後，他已接納。

從信仰角度，梁院長帶出4個問題

「上帝是誰？」

 「祂為我們做什麼？」

 「我是誰？」

 「我要為主帝做什麼？」

他指出，回答首2條問題，就能在恩典中認識真正的自己，於是明白事奉是理所當然。「相信耶穌以18年時間來裝備我，變成一個硬淨的人，我在貧窮家庭長大，對物質需求不高，這對事奉來說是方便的。因在基層出身，所以沒有奉獻的掙扎或損失，反正未曾試過富有，大學畢業後也沒有從事非教會或機構的工作。」

梁院長大學畢業後首份工作，是在《突破雜誌》任職編輯，當時工資不高，所以別人先在外面工作數年，再去唸神學，就會面對大量減薪的衝擊，如此多是大有掙扎，這倒是梁院長所沒有經歷過的。

也可以說，他年輕時的艱辛經歷，反而是一份祝福，「我堅信萬事互相效力，所以遇到負面的事，大可忍耐，看看耶穌怎樣帶領。」

曾任職《突破雜誌》編輯

大學畢業後，梁院長的首份工作是《突破》，當時被別人挑戰，能否向中學生介紹大陸？說得讓他們明白？又有興趣聆聽？因這挑戰而入《突破》，在此他除介紹大陸，還積極參與社關，事實上，梁院長在大學期間已積極參與基督徒社運，在《突破》期間繼續有關運動。

梁院長在《突破》事奉時也不斷到處分享訊息，《突破》每月有一主題，所以有機會分享不同信息，場合包括學校、教會團契和主日祟拜等。「雖然當時不是牧師，但一年講道一百多篇，數目可能比牧師還要多。」

起初的艱辛包括收到奇怪題目，像是「基督徒怎樣看連環圖？」「基督徒怎樣看愛情小說？」起初他也沒有答案，後來掌握到講道是遊戲，「3個分段，2個笑話，最後加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這遊戲梁院長也越發熟練。「有一兩個意念就可以在台上演講。」

曾經對事工懷疑

後來梁院牧開始對自身社關事工產生懷疑，常被告知不用問什麼是客觀真理。「一個合理的工資是多少，工人可以開價高些，資本家會再議價，不用理會什麼是合理的工資，只需站在工人的立場即可。談標準工時一樣，工人開價可高些，資本家自然會討價還價。」

這些道理梁院長明白，但到了1984年，他服務一個新開的木屋區(大多以鐵皮及木板等搭建而成的臨時居所)，作為壓力團體向政府申請信箱，建築水泥道路等等，動員和教育居民去爭取權益。「他們爭取市區安置，不要問為何新來港卻有資格和權利？不要問為何原來在香港的人等了很久，卻要編派去新界？」

「我可否完全不談真理？完全站在工人、新移民一邊？」

有一晚，在工人大會，梁院長發言後被一位社工責罵，「不用討論真理，只要說我們全對，政府全錯即可。」

因為這事，梁院長回家想了一晚，心內有是非觀，是否真的政府全錯？資本家全錯？想到這裡，就知道自己不適宜這份工作，便向《突破》請辭。「是帶著很強的挫敗感離開。」

接著他回到中大寫博士論文，及後得到建道神學院的張慕皚院長呼召，於是前往建道教書，2年後由建道神學院送到加拿大升學，及後一直在這間神學院，並當上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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