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的司法人也是罪人，百姓何以為賴呢；惟公義與慈愛的神，才是人們唯一的依靠。

不公的源頭

「耶和華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民數記14:18)

上世紀，青年導師胡適向國人推薦一本傳記，《丹諾自傳》(“The Story of My Life” by Clarence Darrow)，書中說到丹諾一生奮鬥、法律觀點、仗義直言、勇者形象，深深感動我們那一代年輕人。再加上一代巨星葛雷哥萊·畢克演活了以哈波·李偉大著作《梅崗城故事》改編的同名電影裡之律師傑姆·芬奇，造成全台有為青年當如是、一陣師習法律風潮；後來也真的催生了3位法律出身的總統，和諸多民主前衛律師們。

一甲子過去，江山已改，回頭細數風雲英雄、並觀以當今司法人物的言行或法律見解，徒使人久久難以釋懷：到底法為何物?直叫人生死難許。尤其最近第四台正播出電視連續劇《開封府》(黃維德飾演包公)，遙想在「純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對於正直公義的渴望與無畏，已然在這個世代漸漸腿色，令人唏噓不已。

前些日，有人稱「好好先生」的法官因在養成過程中的「創傷後壓力症」(PTSD)，竟然以跳樓自殺結束本該輝煌的一生，讓人看出當代司法教育與法曹養成制度的缺失，更證實恐龍法官其來有自－－這些學霸大腦秀逗了。

其實，早在本世紀初，全世界的犯罪心理學、社會學、腦科學家們，都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莫不投入研究並提出解方。他們試問：為什麼法官總是輕判重罪、不顧苦主及受害家屬或社會公義的呼求，仍堅持輕縱罪犯，而成新型的社會難題。

傳統研究認為道德判決是出於理智和客觀認知。後來，逐漸有心理學家以為：情緒亦扮演重要角色。2001年，普林斯頓大學的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首先以核磁共振腦造影術證明：控制情緒的大腦區域，如後扣帶迴、兩側角迴，在強烈道德感者之活性較高，而與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有關的右中額迴、兩側頂葉，則活性較低。也就是：道德判決受情緒影響甚鉅－－印證一個笑話：同一個案子，早上法官精神飽滿、心情好，和傍晚同一法官精神疲憊、心情差，判決結果有如天堂與地獄。

2012年，日本放射科學研究所的山田·真紀子(Makiko Yamada)更進一步指出，法官面對謀殺重犯時，他的楔前葉(傾向自我主觀視角)、背內前額皮質(有關心智化、同情謀殺犯當庭受審的落魄)、顳頂交接區(參與心智迴路、同理謀殺犯的企圖)、前扣帶迴(可降低對犯人的負面看法)、尾狀核(認為減輕犯人處罰是一種慈悲心)、右中島腦(視貧富差距、打破常規為理所當然)之活性增加。於是，法官以減緩重犯刑量為高尚行為，並為之提出各種光怪陸離的理由－－自成恐龍法官而不自知。

法官是人，不是神，在後現代主義的世代裡，腦科學認定：很多司法人的大腦生病了。《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生病的司法人也是罪人，百姓何以為賴呢；惟公義與慈愛的神，才是人們唯一的依靠。

「神經神學」指證：「主啊，我願祢來！」(《聖經》最後一句話)是渴慕公義者唯一盼望。

(文章授權/潘榮隆)

潘榮隆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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