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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神學助理教授曾劭愷博士。 (攝影、製圖/記者陳衿妮)

曾劭愷呼籲基督徒的老師與教育家,要解決教育問題,應具備宣教士那種「去」的概念,積極進入社會,發揮影響力改變教育部的方針;或基督徒教師進入學校,把基督信仰的理念帶進校園。這種「走進教育部」或「前進校園」的策略,才能改變教育土壤,讓教育立基在神話語的根基,成為翻轉這世代的關鍵。

想轉化一個國家,需要先從「教育」開始;但在「現代教育」中,到底隱藏哪些危機?

 

上(8)月在台灣舉辦的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主講ARMD專題「教育差傳」的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神學助理教授曾劭愷博士提出-現代教育」強調的是以「實用主義」為主流方針,已失去最初推行教育,是為要幫助人成為「整全的人」的目的。

 

教育權交在國家手中 容易讓國家決定孩子的意識形態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教育各層面,仍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

 

傳統華夏教育推行「詩、書、禮、樂」,提倡「朝聞道,夕死可矣」、「書中自有黃金屋」,清代吳敬梓更以《儒林外史》諷刺「學而優則仕」的實用主義教育觀。然而,傳統「內聖、外王」的理念仍深深影響當代華人的教育理論,而台灣更因胡適等人引進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學,使得整體社會文化充斥「教育為國家服務」、「教育為社會服務」、「教育為產業服務」的迷思。

 

在此處境中,教育不再以「陶冶整全人性」為目的,人文學科普遍被視為無用,而教育體制訓練出所謂「有用」的人才,實際上都淪為國家、社會、產業等龐大機械當中的零件。

 

過去在西方,教育一直是「家庭」的責任,到了近代才變成「國家」的責任。其分界點起於19世紀下半葉,當時資本主義未能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為了保證弱勢族群可以就學,開始由國家負起「教育」責任。

 

政府的動機不是要從父母手中奪取「教育權」,但孩子教育權一旦屬於國家統一管理,孩子的思維價值觀與世界觀,很容易讓國家決定他們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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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教育到底存在那些問題?值得大家一起省思。 (攝影/記者陳衿妮)

古典西方人文主義教育的理想

回歸西方教育的本質-西方教育把人當成整全的人,特別是「文藝復興」時期,強調人是「整全」、「宇宙性」(uomo universale)的,而當時教育的功能,是為了培養人的身心之健全。

 

「人文主義」有時候會讓人誤解都是以「人」為本,但深入研究就會發現,其背後有很深的「基督教」思想。

 

基督教的「人文主義」強調,神造了「人的身體」之後,又造了「人的思想」,所造的是「整全的人」。神創造「亞當」在伊甸園中不只有「理性」,也能夠用「抽象」來思考,並為神所造的萬物依其形象而命名。上帝更賦予他「美感」,讓他能夠欣賞神所造的樹以及樹上的果子,是可悅人眼目又好做食物的。

 

古典人文主義教育認為,人都當是「整全的人」,因此非常強調「整全的教育」。當學生進入大學就讀的時候,首先必須先學習邏輯、文法、修辭這「三藝」。學習文法與修辭是為了規範語言及文字的表達;而學習邏輯是為了規範思考。

 

讓學生學習「三藝」的規範之後,會讓學生繼續學習聖經原文,整個教學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可以讀懂聖經。因為,一切的知識必須在上帝話語的亮光當中,才會是真知識。

 

接下來學習天文、音樂、幾何、算數這「四藝」;更進階學習形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等。最高等的三大學科,乃醫學、法學、神學。古典西方人文主義教育的理想,是藉由教育培養全面之身心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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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攝影/記者陳衿妮)

現代研究型大學的崛起 讓西方教育不再以陶冶整全的人性為目的

19世紀出現第一所現代研究型大學「柏林大學」。曾劭愷強調,神學家士來馬赫對當時的大學有非常大影響力,他被稱為現代神學、現代詮釋學之父。因其主張神的主觀臨在性,因此保住了「神學」在大學裏面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神學」不再是「以神為研究客體」的一門科系。

 

在建構柏林大學的教育體系時,士來馬赫帶著19世紀的浪漫主義思維,追求不受規範的自由。在這種影響下,修辭學、邏輯學就在西方的基礎大學必修課程中沒落,最後被廢除。人們從那時候開始,不再用「修辭」來規範自己的表達,認為自然湧流出來的語言就是最好的,也不再願意用太多「邏輯思維」來規範自己的思想。

 

當時,教育追求不受規範的自由,認為受規範是不好的,導致西方教育開始不再以教育人的「整全」為目的,不再薰陶人性;知識的目的,已經不在於建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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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會者認真聆聽並做筆記。 (攝影/記者陳衿妮)

教育開始提倡「實用主義」

美國哲學家兼教育家杜威,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他認為教育就是要對「社會服務」。「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只要是對社會有用的技能、知識就是好的。

 

民國初年胡適、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蔣夢麟,都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並曾是杜威的學生,杜威的教育思想因此對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教育界、思想界發生重大的影響。

 

而胡適留學美國後,先是把這套「實用主義」思想,帶回中國北京大學;後來又帶到台灣,而成為台灣現今教育界的主流方針。

 

在台灣經常會聽到「教育該為產業服務」。其實,這樣的思維等於把「社會」視為機械,把「人」視為零件,而教育是以製造出這個大機器裡面有用的零件為目的。教育已失去將人建造成「整全的人」的初衷,而變成製造符合社會所需的加工廠。

 

早期宣教士來台 受到宗改革影響

對宣教士來說,傳福音不單只是狹隘的「救人靈魂,信耶穌得永生」。所以,宣教士來華做了很多工作-翻譯聖經、辦學校、醫療、提倡男女平等、廢除裹小腳傳統。傳福音是傳「整全的人」,真正的宣教應該是對全人的宣教,因為主耶穌是要作全人的主(Lord),而不光是靈魂的救主(Savior)。所以差傳與教育是分不開的。

 

宗教改革時期著名神學家加爾文的神學思想提倡-神賜下聖經的目的,不光是要我們讀聖經,而是要我們在聖經的亮光中讀萬卷書,於是「宗教改革」鼓勵讀書。

 

加爾文說,上帝寫了兩本書,一本是聖經,一本是大自然;整個世界是上帝所寫的一本書,述說上帝的永能與神性。聖經就像一副眼鏡一樣,而我們就像重度近視的人,需要帶上聖經這副眼鏡,才能讀懂上帝所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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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劭愷博士強調,要改變教育問題,應具備宣教士那種「去」的概念。 (攝影/記者陳衿妮)

要解決教育問題 應具備宣教士那種「去」的概念

曾劭愷表示,新約的教導是要基督徒做世上的鹽、世上的光,且要入世卻不屬世基督徒家長面對現在台灣教育的問題,無論是選擇「在家自學」,或選擇「基督教學校」讓孩子就讀,都可能會讓孩子變得不屬世,同時也讓孩子根本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就必成為不入世;而這樣也不能保證孩子就會因此更認同基督信仰。

 

而且,若基督徒不入世,就不可能知道這世界的年輕人都做些什麼,或想些甚麼?這樣又該如何將這世代的年輕人帶到神面前?是值得思考與關注的議題。

 

同時,教會是否有加強對兒童與青少年的真理裝備,以至於當孩童與青少年上了高中大學階段,知性面上受到挑戰的時候,已有與上帝親密的關係與信仰根基,而不會因此離開教會,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曾劭愷呼籲基督徒的老師與教育家,要解決教育問題,應具備宣教士那種「去」的概念,積極進入社會,發揮影響力改變教育部的方針;或基督徒教師進入學校,把基督信仰的理念帶進校園。這種「走進教育部」或「前進校園」的策略,才能改變教育土壤,讓教育立基在神話語的根基,成為翻轉這世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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