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約眺望專欄】新冠啟示錄（五）瘟疫中Hunker down

【因約眺望專欄】新冠啟示錄（五）瘟疫中Hunker down

(圖/shutterstock)

作家專欄, 話題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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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瘟疫圍繞，也不會被困住；縱或暫處逆境，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面對瘟疫的無情殘傷與生命的剝奪，隔離不只是消極的避禍，人們還是可以自由的創作，像牛頓、莎士比亞、達文西、薄伽丘等一樣。瘟疫中，是開拓新世局的開始—「先蹲後跳」(Hunker down)。

縱使瘟疫圍繞，我也不會被困住；因為，「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後書3:17)

瘟疫自有其文化涵義，它的興起貌似天災，其實大部分是人禍，來自於人類的無知。

它的規避有二：「規避理性Escape from Reason」—在「造物主」前的自省認罪悔改、以及「理性規避」(Escape by Reason) —利用理性的科學、專業（其實也是從神而來）、人類經驗（神在瘟疫史上的恩典與超前部署），來面對瘟疫的無情殘傷與生命的剝奪。而對於無辜的百姓，第一反應就應該是現場隔離。

隔離政策，自古以來就是老祖宗的經驗，在《聖經》早有明示、在人類歷史上多有紀載。隔離不只是消極的避禍，更是開拓新世局的開始—「先蹲後跳」(Hunker down)。

1348年，歐洲發生一場殘酷的瘟疫，單在義大利弗羅倫斯就死了十多萬人。大文豪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避難郊外，寫下《十日談》，為寫實主義開啟先河，對後來西方文學影響甚鉅。他也成為「文藝復興」前驅，身列「文壇三傑」之一。

1484年，歐洲再度爆發鼠疫，義大利米蘭地區死亡人數超過三分之一人口。偉大的天才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目睹了骯髒、擁擠的米蘭城被瘟疫蹂躪的淒慘，悲中興起改善都市心志，期讓這個城市恢復康健，再度偉大。他的設計構想，成為後世都市規畫之先猷。

1593到1606年間，英國倫敦斷續發生多起瘟疫，為因應疫情，劇院經常休演彌月，曠世的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被迫避難歇息，但他不甘心，轉而閉門創作，寫下了《李爾王》、《馬克白》、與《安東尼與克麗奧佩翠雅》等劇作，為英國文學立下不朽殿基。

1665年，倫敦瘟疫蔓延到劍橋郡。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隨之關閉。教職員生被遣，居民紛紛避走郊區。年輕學生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只得返鄉伍爾索普莊園(Woolsthorpe Manor)。

在閉關年間，他潛心探索科學，18個月間，創立二項式定理、發明微積分、創作反射式望遠鏡、發現日光的七色光譜，確立了牛頓第一、第二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一舉奠定了經典物理學的基礎。1666年遂成為歷史上物理學的「奇蹟年」(Year of Wonders)。

「那些日子是我發明的巔峰時期，我對數學與哲學深度的關注力，空前絕後。」－牛頓為這段輝煌時日，譜下一個中肯的結論。

身為生命科學工作者，我驚攝於生物間酷殘的競爭，但人何其有幸，面對逆境，勿須作基因(DNA)突變的演化，就能將生命昇華，邁入新境界，這是人類異於禽獸之處，如是每每讓我掩卷沉思久久—我相信，人類是偉大造物主傑出的創造；

在人類生命裡，有創造主的靈同在，縱或暫處逆境，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在瘟疫中，人們還是可以自由的創作，像牛頓、莎士比亞、達文西、薄伽丘等一樣。

瘟疫，是人類Hunker down的時候；在瘟疫中，主的靈依舊與人同在。

（文章授權／潘榮隆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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